《国际循环》：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筛查出这些隐匿的危险因素的话，您认为将对我们高血压的防治工作、对病程发展的控制、和对最后的终点事件的改善的临床意义在哪里呢？

    邱朝晖教授：应该这么说：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去筛查，首先可能就会遗漏很多的病人，以及将来对他进行的早期干预。另外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概念：过去都认为血压降得越低就越好，只强调一个降血压，临床医生都尽量根据不同的基础疾病情况，尽量地把血压降得更低；但现在的研究就表明：不是说降得越低越好，对不同的人群其降压的目标并不一样，这是已经有的概念。同时在降压的时候，一定要关注其他的一些问题、其他隐匿的问题。特别是应该选择一种能够除了降压之外，还有更多的、过去所谓靶器官保护作用的药物；或者说在更早期、在这些靶器官损伤之前，这些隐匿的危险因素也能够有所获益的药物，可能（这些）是要重新考虑的。
 
 《国际循环》：那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隐匿的危险因素，（通过）具体地用些药物，而能够早期下手进行治疗，对于高血压病的发展和它最终的结果都将会有明显的改善作用？

    邱朝晖教授：对，相信应该是这样。那么就讲到后面的问题，就是Navigator研究。这个研究即将在3月份的ACC上公布，整个这个研究其时间经历得非常长：总共研究的时间达到8年，而且平均随访的年限要达到5.9年。而且它最早的设计是把两个药物进行2X2的新型研究（设计），因该说最早它关注的是糖耐量受损、也就是内分泌医生首先关注的问题。但实际上因为它进行了2X2的研究设计，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预期到ARB，也就是缬紗坦本身是不是对IGT有一个单独的作用，或者说和曾敏剂联合在一块是不是对新发糖尿病、甚至于对心血管事件是不是有更好的益处。